（2-5）

    那是发生在初二时候的事情。那一天我们还象往常一样放学回家，李大军还象是往常一样搂着我的肩膀一起走，而徐文锋则在旁边跟着。在经过长长的楼道的时候，我们发现三班还没有下课，他们的班主任张老师正在讲台前给全班训话，于是就趴在门上顺着门上的玻璃朝里面看了看。正巧这个时候徐文锋的手痒了，在门上敲了两下。里面的张老师听到响声，先是顿了一下，然后飞也似地向门口扑过来，很显然要抓我们几个。我们见事不妙，一路狂奔四下逃跑。张老师在后面吼道：“给我站住。”但是我们三个谁也不理他，自顾自地飞跑。

    我算是跑得快的，一气跑回家中，也不知道李大军和徐文锋两个人怎么样了。谁知不到半个小时，李大军垂头丧气地来到我家，嗫嚅地告诉我说，他让张老师抓住了，张老师让我到学校找他，我去了他就没事了，否则放不过他。我心里暗暗地骂了他一句：“这个没用的东西。”然后很仗义地告诉他：“你走吧，我去就是了。”

    我知道张老师肯定是冲着我来的，虽然他从来没有给我上过课，但是我的名字他肯定是知道的。他就是要拿我开刀，给我一个下马威。他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凶悍，学生没一个不怕他的，连校领导也让他三分，因为他的物理教学水平全市闻名，对学生的管束也非常严格。

    到了他的教研室，我看到他的脸色铁青，嘴唇微微发抖。他眼睛紧盯着我，突然一拍桌子，朝我大吼一声：“你流氓！”

    “你凭什么说我是流氓？”我理直气壮地说。

    “你为什么敲教室的门？”

    “不是我敲的你为什么说是我？”

    “不是你敲的你为什么要跑？”

    “学校里也没说不让跑。”

    “我让你站住你为什么不站住？”

    “我不知道你是在喊我呀，我为什么要站住呀？”

    我毫不畏惧，与他针锋相对。张老师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难缠的学生，气得两手发抖。教研室的其他老师大概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场面，全都在一边一声不响，大气不敢出，看着我们两人在那里斗法。

    过了一会，他把手一挥，说了声：“你走吧。”让我离开了教研室。我好生奇怪，这么简单就结束了？回到家里，也没多想。谁知第二天，我老爸就被请到了学校，与张老师面谈。这也难怪，我父亲在罗济市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特别是在那个年代，医疗系统的人吃香着呢。我的父亲与张老师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令张老师大喜，大包大揽地主动提出给我单独补习功课，保证我的理科成绩赶上来，我的语文本来就好，这样的话也许能成就又一个好学生呢。我父亲临走时还被告知如果这次面谈的结果不愉快的话，我第二天在上课间操的时候就要被拉到主席台在全校师生面前示众！

    这件事让我看扁了李大军，我再也不想搭理他。这倒不是因为他出卖了我，而是他平时的痞气和仗义在这一刻荡然无存，是那么地软弱和胆小，与平时判若两人。而他也不好意思再来粘我。我的剩下的那么一点情愫彻底地消失了。

    我再次地封闭了自己。每天放学后独自回家，然后把自己关在家里。当然张老师那里我也不想去，我放弃了别的学生们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

    这个时候，我开始大量地阅读，阅读在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里所能获得的一切书籍、报纸、杂志。家里的那台老式的收音机，成了我最好的精神伴侣，我听了大量的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还有地方戏曲。我的音乐素养，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交响乐、歌剧、京剧、广播剧。我在这个世界里寻找慰藉。

    从14时起来，我开始通读《红楼梦》。我惊奇地发现在书中那么多色情描写之中，竟然有男男之恋。贾宝玉和秦钟，贾宝玉和北静王，贾宝玉和蒋玉函，就连薛蟠也似乎不清不白。我这才知道，原来这种恋情古已有之，我们的老祖宗们早就深入实践了，而且，好象还听普遍的。可是奇怪，为什么我们身边就没有呢？那个医院的退伍军人也许是一个，但是那也不多呀。

    不久，我便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篇文章，是苏联的女学者发表的关于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学术论文。这位女学者的研究结论是：柴可夫斯基是位同性恋，他的恋爱对象是他的一个侄子，他是无法摆脱对他的侄子的畸形的爱恋而自杀身亡的。

    这也许是解放后中国大陆最早出现同性恋这个词汇，当我的目光落到这个词汇的一瞬间，我马上意识到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是同柴可夫斯基一样有着同样的同性爱情结的人。这是我第一次明白无误地了解了自己的身份。

    这篇文章发表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我们国家伟大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

    在我以后的生涯中，柴可夫斯基始终是我最喜爱的音乐家之一，我爱他的音乐的博大深邃，他的那部《第六（悲怆）交响曲》，曾经无数次让我泪流满面，感动不已。一个没有巨大的内心痛苦，一个没有深刻的精神创伤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的。这部作品，让我看到了柴可夫斯基的灵魂，也看到了我自己的灵魂。

    （2-6）

    高一那年，我昏天黑地地爱上了一个人，这场注定就是毫无结果的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让我倍受感情的煎敖。

    他的名字叫做胡波，跟我熟得不能再熟。他父亲和我父亲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我们家刚到罗济市的时候，我们住在一栋楼里。我们两家是邻居，门挨着门，中间就隔了一面墙。我五年级刚刚转学到小学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班级，老师为了照顾我这个新生，并且因为我们两家是邻居，给我们安排到了一张桌子，我们成为了最亲密的伙伴。那个时候我们两家住的楼房里还都是公共厨房，我们两家是在一个厨房里面做饭。我们家里基本是我做饭，而他是家里的老大，也负责给家里做饭。那段时间，除了睡觉的时间之外，我们几乎每时每刻在一起，形影不离。

    可是好景不长，因为我们的关系太亲密了，没有了必要的疏离感和安全距离，我们闹掰了。其实翻脸的原因很简单，我太有个性，太强势了点，我欺负了他，拿他开心，把他气哭了。从那以后，他再也补理我，不跟我说话，而我也是死要面子，不肯认错。两个人就是这么僵着，搞得双方之间的家长都莫名其妙，无可奈何。这一场冷战从五年级开始一直持续了三年，经历了整个初中时期。这期间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而在这个期间我们两家都搬到了父母单位分配的新楼中。不过搬家之后我们离得也不远，也就是前后楼。我们两家关系很好，长来长往，就是我们两个人这么耗着，直到我们高中重新分到一个班里。

    我们小学毕业后都在我们那个学校上的初中，只不过我们班级不同。按照正常的规率，我们应该是要升入本校高中的，但是学校那个时候要搞什么升级，就剥离了一批成绩差的学生，分配到一些差些的学校。我成绩差，当然在劫难讨，被流放到了一所最烂的学校。他的成绩也不怎么样，也被分到了这所学校。开学的时候我们一看，我们两人在一个班。

    当我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不能这么耗着了。我们那时候也长大了些，不象小的时候那么意气用事了。其实我们两个人都知道，我们中间隔着的一层东西就是面子。我觉得我应该大度些，应该主动采取行动。于是高一开学的第一天，我就主动地跟他打了招呼，就好象我们是老朋友，没有发生过任何过节一样。他同样自然地回应了我。我们又重新开始了。

    这样的“破镜重圆”，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之间友谊弥足珍贵，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更加成熟。我们成天粘在一起，一起上学放学。回家之后互相间窜门也成为我们的常规“作业”。我们好象有种久别重逢的感觉。

    胡波也就是个普通人，绝对不是什么帅哥，也没有什么其它过人之处。把他放在人堆里你都不会多注意他一眼。他身材单薄，个子中等，面相稚嫩，就是一个刚刚发育好的大男孩。他单眼皮，小眼睛，脸形瘦削。他的牙不太好，上牙有几颗四环素牙。可是他还挺爱笑，一笑起来那几颗牙齿显露无遗，可是他不太介意。

    他是个挺有善的人，跟人交往从来不使坏，也没有小心眼，还挺热心肠，愿意帮助人，挺仗义，爱说爱笑，在熟人堆里有的是话。他人缘挺好的，别人都把他当朋友。当初如果不是我欺负他太狠，伤了他的自尊，他也不会和我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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