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80年代初的中国大地，已是春回地暖，生机盎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深刻地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人们的生活也开始变得丰富多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当时，李谷一和朱逢博的轻柔歌声响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而邓丽君的“糜糜之音”也在年轻人当中疯狂地传播。

    这个时期，国内出现了文革以来第一本关于性知识的手册，名字就叫做《性的知识》，也就是电影《孔雀》里面姐姐让弟弟到书店去买的那本0.24元的粉红色封皮的书。这本书第一次以科学的专业的态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性的基本知识，包括男女青春期发育，月经，遗精，手淫，等等，也涉及到了同性恋。态度算是比较客观和开放。同时在这一时期，上海出版的《大众医学》杂志连续刊发了两篇关于同性恋的文章，一篇是关于《红楼梦》中的同性恋情节，还有一篇是关于同性恋本身的，态度比较开放而客观。这是在文革后，（或许是解放后）最早涉及到这个话题的书刊杂志，在那个时期，这类话题尚属敏感。

    由于父亲的工作的关系，我都是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些书刊的。我要感谢出版这些书刊的出办社和它们的作者，因为这些书刊使得我沉郁的心灵得到了些许的安慰，就如同布满阴霾的天空中出现了一缕亮色。我不再有那么强烈的负罪感和羞耻心，我开始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些跟我一样饱受痛苦和孤独的心灵。

    然而我的生活依然是一团糟糕。高二毕业的时候，我压根都没有报名参加大学考试，只是报名考了中专。即便如此，我仍然是名落孙山，成绩和录取分数线差了十万八千里，非常丢人。而我们9人帮的成员中，有的考上了中专，大部分考上了周围几家大型国有企业的技工学校，做他们的技工梦去了。最不济的，也招工进了国营企业，拿到了一个“全民”的号头。胡波上了一所大企业的技工学校，每天早上兴高采烈地骑着辆新自行车上学去，而我则成了孤家寡人。

    接下来的一年，我成了所谓的待业青年，天天在家里蹲着，不知道干些什么。沉闷压抑的气份笼罩着全家。望子成龙的父母看着整天无所事事的我唉声叹气，觉得在外很没面子，抬不起头来。我则整天沉默不语，在家干家务。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剩下时间捧起书本看些杂书。我几乎与世隔绝。那一年，我参加了好几个招工考试，包括我父亲系统内部职工子女的招工考试，无一中榜。我感觉我前途好象要被这个社会抛弃了，前途渺茫，我彻底失去了方向。

    我下定决心参加高考，已经是第二年的9月中旬，离次年高考也只是剩下了不到10个月的时间。巨大的压力和来自周围的强烈的刺激使我横下心来决定参加高考。我参加了我的母校——一个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到到本科录取分数线的烂学校办的一个高考补习班，开始了高考的补习。说是补习，对我来说是从头学起。

    这10个月，如同地狱般惨酷和可怕，这10个月，我除了参加了所有的正常的课程的学习外，英语、数学、历史、地理全部是从0开始学起。那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一共睡了多少觉，体重少了多少斤。

    我的疯狂给我带来了回报。第二年的高考，在罗济这个超过100万人的城市中，我的成绩在所有文科考生中名列第十，而那年，全市达到文科本科录取分数线的考生不超过80人。而我被一所录取分非常高的学校录取。我的考取，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在当地引起了一阵轰动。因为在那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给我判了“死刑”。

    那一年，性对于我来说是极其奢侈的一件事情。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连手淫都没有。我暂时忘记了我是一个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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