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各有一名易装恋者、变性者、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走进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系的课堂，“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课程主持者方刚博士说，新开设这样的课程，是为了传达出性少数人群自身正面的声音，去除污名化，“他们被法律、伦理道德污名化了”。(10月13日《新京报》)

不过事后有人说，这个课程又正好利用了人们当他们是怪人的心理。或者说，开课的老师一方面声称要把性少数人群当正常人，但另一方面又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炒作自己。

这让我想起来，在美国的一次聚会上，一位声音沙哑的女性在人群中穿梭。一个朋友对我介绍她说：“她(she)是我的大学同学，那时他(he)也很活跃。”他在用这两个词时都忍不住怪怪地笑，原来这是一位变性丽人。我发现很多人私下议论她，但面对公众时又都装着毫不在意。

由此可见，人们对性少数人群都有好奇心，但在怎样处理自己的好奇心上，却在各种观念下表现得大不相同。在西方历史上，性少数人群也曾被公开鄙视、谴责和驱赶。但现在受过教育的人，一般都会尽量克制自己的好奇心，让他们感受到和普通人一样的社会氛围。

“炒作”是一个最无聊的负面词。只要社会把性少数人群视为怪人，那么每一个介绍他们、为他们说话的人，都脱不了自我炒作的干系。应该看到，有人能利用这个话题“炒作”，正是因为人们心里对性少数人群存在偏见。

李银河通过祥林嫂一般的解释，终于让人们明白了，她为性少数人群的权利辩解，并不等于提倡那些行为，也跟她自己的性喜好无关。她甚至说自己为下流社会辩解时，也常常要忍住恶心的感觉。不过从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即便你对他们的性行为方式感到恶心，也应尊重他们的权利。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是经过无数的斗争才得来的。

上世纪60年代，作为民权运动的一部分，同性恋权利运动在西方社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直到今天，同性恋也并没有取得和异性恋完全同等的权利，但这个运动极大改变了社会文化，让人们意识到性行为的多元化。少数不等于病态，更不是妖怪。他们也是正常的人，也要有正当的权利。这种认识逐渐全球化，中文里的“易装癖”、“同性恋病”等词语中后面那个“癖”或“病”字也慢慢消失了。

到了90年代，出现了更激进的“酷儿理论”。它不仅反对传统的男女观念，也不承认“性少数人群”这个概念。它认为性是流动的，变态就是常态。每一个人本身就是多元的存在，他可以是同性恋，也可以是异性恋，甚至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这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在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环境中，人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性形态。这样，谁也不是多数派，正如谁也不是少数派；谁也不是主流，正如谁也不是边缘。人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警惕一切强加给自己的社会桎梏。

在“性少数人群”还尚需正名的中国，“酷儿理论”恐怕少有人能接受。但我们应有一个基本的态度，那就是对待任何东西，都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先努力理解它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然后再评判。评判的结果，当然有可能完全不认同，但也不能因此就暴跳如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