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1952年2月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性学家之一，并于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记者：大部分的普通民众都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或心理上的病态，或者是变态。需要得到医生的医治。是这样的吗?

　　李银河：我想这是不正确的。在2001年4月20日面世的一个有关精神病的手册上，正式删除了有关同性恋的内容。这表明了中国在同性恋方面的看法，已和国际持平。关于同性恋不是疾病这一论断，是有关专家对照许多对同，异性恋人的心理状况得出来的。一般的同性恋者心理健康程度都和异性恋者相当，没有什么特别的。

　　记者：那么同性恋是怎么产生的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同性恋人群的出现?

　　李银河：在同性恋的产生上，学术界可以说还没有一个定论。一般地说，可以分为先天说和后天说两类。先天学说的学者认为同性恋者在生理构造上存在和一般人的差异，包括(1)胎儿期因素;(2)大脑因素;(3)荷尔蒙因素。正是由于这些物质的而非精神的东西，先天决定了同性恋者的形成。另一种持后天说的学者从社会建构论出发，认为是后天的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童年环境、青春期经历、环境因素)造成同性恋的形成。同性恋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古罗马其实可以说是同性恋的一个兴盛时期。那时一般的成年男子除了有几个亲密异性朋友之外，都会有至少一个以上的少年男性亲密伙伴。实际上，从整个动物界来看，同性恋不光是人类才有的现象。在人类的许多近亲如大猩猩中都可以找到同性恋的现象。

　　记者：不论同性恋正常与否，我们都不得不注意到它与艾滋病紧密联系这一现象。您对此有何看法?为什么同性恋人群会比一般人群有更高的艾滋病发病率?

　　李银河：不一定。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当年艾滋病在男同性恋者中被发现，而且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极快。而在女同性恋者这种情况出现得相对少得多。后来，男同性恋者对他们的可能造成艾滋病的高危行为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艾滋病的发生也降低了不少。在国内，男同性恋者人群艾滋病发生率比起国外还较高。我想这主要和同性恋伴侣之间没有太稳定的受法律保护的关系有关。他们的性伴侣一般经常更换而且关系比较复杂。这都是艾滋发生和传播的重要原因。在这点上，我主张给予同性恋者以婚姻。已有一些国家开始意识到这点，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同性恋者以婚姻的权利。

　　记者：能介绍一下国外的同性恋者的婚姻吗?这种婚姻能多大程度上的改变他们的现状呢?

　　李银河：在北欧几国，如芬兰，挪威，瑞典等都有了有关同性恋者婚姻或类似婚姻关系的法律条文。另外德国和法国最近也颁布了相关条例。在美国的一些州，也有对同性恋者权利的保护条文。当然，由于美国实行的是州立法，一些州甚至视同性恋为违法行为。一般关于同性恋者的婚姻或类似婚姻的规定，对他们在彼此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身后财产继承，共同领养孩子上都有相关保护，对稳定同性恋者关系，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至少是正常对待不受歧视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在国内虽然说是不说违法，而且和西方对同性恋者的传统压迫来看也是温良得多的社会态度，但没有相关保护或承认的条文。承认同性恋，给他们以合理的权利，这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是多元化的进一步体现。

　　记者：翻阅资料，不时会发现一些国外知名人士因自己的性取向而遭受不幸的事。如英国著名文学家王尔德，如不久前被袭击的巴黎市长。

　　李银河：国外对同性恋也有歧视，而且曾是相当激烈的。象希特勒,曾想要消灭所有的同性恋者，对他们进行了毁灭性杀害。还有以前的教会也大力打击同性恋，认为同性恋是可耻的，是不伦的，违反教义的。每年的6.29，国外都会有同性恋者举行的自豪游行，纪念他们的反抗运动。这里有许多同性恋名人的不幸例子。如柴柯夫斯基，因为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后来受到一个贵族审判会的审判，被迫自杀。其实同性恋的杰出人士很多，还有象达芬奇，米开朗基诺，王尔德，福柯都是同性恋者。西方国家总的来说对同性恋的态度是向理解和尊重在发展。他们的同性恋可以在公开自己的身分的情况下竞选市长，甚至有国会议员也向公众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在国内，相关的保护和承认条例还几乎没有。在此，我还是呼吁给社会能给同性恋者以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和应有的尊重。承认他们，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更加文明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