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1月28日(提前出版)一期报道】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西侧是这个城市酒吧夜生活文化的中心。各式各样的酒吧、舞厅一家比一家气派和喧闹。不过在马路的另一面，办公室和商店到晚上就都关门了。只有一处小台阶上方有个不起眼的霓虹灯招牌写着：目的地——这是北京第一家同性恋酒吧。

尽管酒吧的外观并不出众，但每到周末晚上男青年排长队等着入场的情形却显示出了它的火爆程度。酒吧里面的确很刺激。这是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数百个男性坐在外圈的吧间喝酒，有的在调情。在网球场大的舞池中，不间断播放的音乐和眩目的镭射灯光伴随着舞者挥汗如雨地扭动。据酒吧经理说，开张几年来，每周末差不多都是这个热闹程度。

29岁的小王正在一个吧间靠墙的位置坐着。他是个建筑师，戴着十分显眼的耳钉，留着新剃的削刮式发型。我问他，作为同性恋在北京生活有什么不便，政府有没有为此找他麻烦，他对此显然感到很困惑，“为什么要找我麻烦?因为我是同性恋?”他笑着说：“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中国的同性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过，不过，就像“目的地”酒吧外观保守而内部奔放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分裂地融合一样，谨慎一点还是值得的。政府的态度可以用“三不”政策来概括：不批准、不禁止、不提倡。这是一种“别问也别说”的态度，它充分体现了共产党政府在处理中产阶级日益壮大所产生的各种有关个人自由的问题时的圆滑。

中国的同性恋对于在政府目前允许的范围内生活似乎感到很满意，尽管他们偶尔也会小小地抨击一下当局。比如，原来很普通的称谓“同志”现在成了对中国男同性恋的别称，这并非巧合。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社会对男同性恋还是比较宽容的，只要它不影响到成家立业的传统责任即可。随着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府的立场逐渐松动。1997年，禁止鸡奸的法律被废除，2001年，同性恋也从官方认定的精神疾病名单上被去掉。看起来有40岁上面的伯尼说：“现在正变得越来越自由。每年都有更多的同性恋者公开自己的身份。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你可以看到同性恋伴侣牵手逛街。我听说在小一点的城市情况也在改善。”

不过，北京毕竟不是旧金山。同性恋电影制作人崔子恩说，要公开庆祝同性恋文化还有一道无形的界限不那么容易跨越。“我组织过一个同性恋电影节，政府要求我们不得宣传时间和地点，在网上也不行。”但尽管有种种限制，电影节还是获得批准举行(这与前些年的情况不同了)。

另外，自从2003年的非典流行后，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的认识也有了提高。崔子恩说，如今在男同性恋群体中以及网络上有许多关于安全性行为和艾滋病预防的教育活动，用于这方面宣传推广的资金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