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永远的边缘人，李安有独特的视角和心理，呈现出让东西方观众都理解的文化表达

　　从1985年起，李安在最繁华的都市边缘“窝”了整整6年才拍出第一部电影。

　　两年后，他拍出了自己首部反映同性恋问题的《喜宴》，又过了4年，拍出反映美国上世纪70年代换妻派对中的《冰风暴》。

　　2005年普利策奖编剧团队的麦克默特里和欧莎娜找到他，要他再拍一部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断背山》。因为他们觉得，李安是边缘人中的边缘人。

　　中国人5000年的性压抑

　　欧莎娜1997年从《纽约客》上看到安妮·普露的小说《断背山》，深深感动于这个短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为了把它搬上银幕，欧莎娜与麦克默特里在多年的改编中，一直在为它寻找合适的执导者。

　　李安的《卧虎藏龙》是他2000年的作品，在玉蛟龙和罗小虎火辣的相克相生背后，还有一条线索像道暗伤在躯体中不停地游走，那就是李慕白、俞秀莲含蓄隐忍的恋情。这是一个信号，告诉麦克默特里和欧莎娜，李安正是他们多年来寻求的对象。

　　原著作者安妮·普露开始却对请一位台湾来的中年男子执导她的作品抱有怀疑：一个来自台湾、生长在都市的导演，怎样掌握这个乡村牛仔的故事？他能够抓到精髓吗？

　　而李安的处理结果令观众满意的同时也令老太太信服。在李安看来，中国文化有很多元素都能注入《断背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压抑和挣扎和原著表现的情绪矛盾其实是“异曲同工”。

　　事实上，在拍《断背山》之前12年的《喜宴》中，李安就作为客串演员说出了他银幕上的第一句话：“这就是中国五千年的性压抑”。

　　2007年年底，李安与记者坦诚地交流着身份的困惑：我是哪里人？在台湾，我是外省人第二代，到了美国我是台湾人，回到大陆又成了在美国拍片的导演。这使得他面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时非常困扰。

　　所以他说：“问题不是我本身，而是存在世界的本身。即使你把我逼到刑房，问我是什么人，那我最后只能告诉你我是台湾外省人，我是世界公民。很多人问我你拍的电影到底是给外国人看，还是给中国人看，其实我拍电影从没想过拍给哪个国家的人看，只想尽力把电影拍好，电影是我比较相信的东西。”

　　李安希望有一天世界会像约翰·列农的《Imagine》所描述的那样，没有国家、没有宗教，大家和平地处在一起。“大家认同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是哪里人。我是一个中国人的底子，到了海外坚持要做记忆修复，我能做的只是通过这种修复，将自己对它新的发展忠诚地放在电影里面。”

　　这种想要摆脱域外人身份的焦虑，一直困扰着他：“拍完《卧虎藏龙》一年以后，我才敢站出来讲，我是台湾的外省人。”

　　在大陆各地，李安被问起的几个热点问题之一就是“你那6年是怎么过来的？”

　　李安坦诚地说：“当年我就很怕自己像《烧肉粽》歌词里所唱的那样：“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惜，让我读过几年书，毕业之后头路无，暂时来卖烧肉粽”。在自怨自艾中不知不觉地就叫卖了一辈子的“来呷烧肉粽”。所以我就赖在家中，只要是偏离导演航道的，赚钱的工作也不做。”

　　一事无成中，李安不得不找零活做，但他连看器材、当剧务这种ABC也做不好。

　　说到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李安说自己“心碎无数”，李安一再对着媒体和读者说出“我想如果我有日本丈夫气节的话，早该切腹了”这句话，爆笑的人群中，连他自己都笑得很爽朗。

　　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岳父岳母到纽约来帮着带孩子，夫人林惠嘉事先提醒自己的父母，“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伤了他。

　　全家四口人在林惠嘉这位生物学博士当时微薄的收入下，生活了6年。以至于1990年他在困顿中创作的两个剧本《推手》和《喜宴》在台湾得了奖，都无法去领。他银行户头上的43美元与回台湾所需的1千美元，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后来的一切证明，他的这两个剧本，为他挣得到的不仅仅是60万台币的奖金，还有他遇见伯乐后终见天日而一发不可收的才华和运势。

　　边缘人的社会问题

　　尽管《喜宴》在1993年柏林影展获金熊奖、《卧虎藏龙》在2000年获得4项奥斯卡奖，但是这些中国题材的影片，给李安在西方影坛上，更明显地打上了中国的烙印。他的作品中有着一看便知的中国文化的符号。

　　美国观众不太理解《喜宴》的结局，男同性恋者与女性假结婚，妻子怀孕，日子也就这样过下去了。它的结局并不是人人快乐，甚至是人人不快乐，但是它圆满，它是“一个对完整、完全的渴望，里面有着委曲求全的意味，你要求全，就一定要委曲。”李安说。

　　这是李安性格的组成部分，也是很多中国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一种浓厚的中国家庭观念。西方人通过这些了解到中国。

　　事实上，《喜宴》中有很多李安的影子，失望的父亲、年轻人到美国后感受到的自由、各种新发现。当然男主角伟同发现得更多，包括对自己性取向的发现和认识，他了解到自己只爱同性，而且找到了一位西方男友。

　　李安身上的中原文化、台湾文化、美国文化全都在一部《喜宴》里。所以《喜宴》在西方，无法脱离它的族裔背景。

　　《冰风暴》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美国社会问题影片，它获得了1997年戛纳影展编剧奖，李安本人获得夏威夷国际影展电影视野特别奖。那是个发生在1973年的故事，主人公家的电视里传出水门事件公听会、越战的最新报道。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那个时期开始美国社会的一种新游戏，它是李安先前并不熟悉的——换妻派对。

　　这是两个地道的美国家庭，这种活动一般称为“换妻”，事实上，在相互交换妻子的同时，妻子也交换了丈夫。无论是以男权还是女权的眼光在交换，他们都无法逃出平庸而弱势这张网。

　　从70年代走过来的美国观众对《冰风暴》讲述的内容记忆犹新，但是它由李安这样一位黄种人执导时，观众们看到美国当代史的同时，更多地想到的，一个有族裔背景的人，拍了一部反映边缘及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电影。

　　原因很简单，李安就像他在出生地台湾是“外省人第二代”一样，在美国他是中国台湾人。无论他拍的《理性与感性》多么英国化、18世纪化，他的《冰风暴》多么美国化。

　　李安认为，他选择哪一部剧本，都是由于其中有触动了人性的地方、有爱让他感动，不管它是华语片还是西语片。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视角又不同，拍华语时他们看到的是族裔背景和文化表达；反映弱势群体时，他们看到的是边缘人的社会问题。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每当一部李安式的边缘电影放映后，这一性质的事件马上成为社会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