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作引发争议

　　被迫辞职去北京

　　方刚在天津长大，在天津上学工作，要不是因为处女作《同性恋在中国》的出版，也许方刚依然还留在天津，不会来到北京，不会成为一名性学博士。

　　“那是1994年，当时社会上对性学的学术氛围不像现在这样开放。”方刚说，由于他在《天津工人报》做记者工作，偶尔接触到了一群同性恋者，出于新闻敏感，他做了深入调查并撰写了这本书，但却引起很大争议，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和各种舆论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更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最后不得不辞职，悄悄到北京发展。

　　“相比之下，现在学术环境宽容了许多，不只是对那些特殊群体，也对研究者。”方刚说，他亲眼目睹了这10多年间民众观念的巨大改变。对于其他性的少数人群，对于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人，社会越来越宽容了。

　　去采访男公关

　　从不隐瞒身份

　　方刚说，当年研究男公关是个典型例子，相关课题做的人也很少，充满挑战，而且方刚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研究调查人员的身份。

　　一位深圳的朋友帮方刚联系了多家夜总会后，他终于说服一个管理者，勉强同意他到夜总会“工作”。夜总会各部门都是6点半上班，到八九点客人来，这之间方刚就和大家聊天，他论文的大量信息都是这时获得的。

　　虽然方刚没有隐瞒身份和意图，但大家并不避讳他。方刚见到的男公关们看起来“很健康、阳光、善于保养，生活悠然自在”。他们另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以对抗传统价值观，消除自我内心的那种“折磨”。

　　但是面对圈外人，男公关们就会换上另一套说辞，摆出迫于生计的姿态去诉苦。“他们只是面对主流人群时有压力，不自觉地自我贬损。在夜总会里，我跟他们属于同一个群体，所以在我面前他们谈论的内容会非常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深入这个人群而不是做访问。”方刚分析说。

　　方刚念念不忘一位农村小伙子。“家里很穷，父亲没什么文化，但是一心想供孩子们上大学。他学习成绩很好，但高中毕业后决定不读了，打工供同样出色的妹妹上学。他经常躲进僻静的房间给妹妹打电话，嘱咐妹妹要好好读书。”还有一位20岁的男孩从家乡一个小城到深圳淘金，身上只带了100块钱。他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就去货运公司当搬运工，干了2个星期一分钱没拿到。这样的事情在深圳不足为奇，男孩求告无门，身上的钱也花光了，看到夜总会发的广告就上门应聘，“可是他太稚嫩，没有任何人际交往的经验，半个多月也没开张。”男孩的艰难，那种挣钱的急迫，至今让方刚说来唏嘘。

　　卧底所需经费

　　来自民间组织

　　按照夜总会规定，当客房营销的人每晚必须开房间。没有客人的时候，方刚就只能自掏腰包，不到2个月3万块钱就没了，“这不是国家经费，是一个民间研究组织的资助。”有人说方刚是浪费国家经费，对此他很介意。

　　“男公关不是谁想做就做得了的。很多男人有一种幻想，这个行业又来钱又占便宜，挺爽，实际上大多数客人让你从心理上就过不了那关。有人甚至连聊天都做不到，别说还要去打情骂俏……”

　　作为客房营销，方刚不能进包房，他有时候跟男公关开玩笑，“有年轻漂亮的客人告诉我一声，我也进去跟她们聊聊。”但是，这样的女客人一直没出现。方刚说，这个环境对于那些男孩子的心理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影响。这也是他研究的内容之一，但他的博士论文还是引起很大争议。

　　关注“边缘人”

　　缘自幼年经历

　　从幼儿园到初中，方刚一直是不受人关注的孩子，内向、孤僻，常常被其他男生合伙欺负。“我一直是边缘人。”直到今天，他仍然这样自我定义。

　　“虽然我在高校任职，置身主流人群，但我的研究不仅是性的边缘，还包括各种边缘人。”方刚说，可能是幼年的影响，让他更热衷于对那些弱势的边缘群体进行学术研究。

　　过去的10多年中，从同性恋到艾滋病、变性人，再到多性伙伴，他一本一本地出书，本能地想替边缘群体说话，“这不是理性的思维，或许是种偏执。”他常常站在主流价值观之外审视这个世界。他书房里保存了10年前的来信，有两麻袋，大多来自同性恋者和艾滋病病人。

　　“各个层次的人都有，有一个农村的孩子给我写了几十封的信，每封都上万字，他告诉我，看了我的书他不再想死了。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听不到支持的声音，都被骂作变态。”

　　方刚说，他一再地搬家，这些信却始终舍不得扔，那种信任与倾诉更成了一种纪念。因为现在很少有人再因为同性恋而自杀了，也没有人再写这样的信，是人们通过他们这些性学研究人员的成果，对很多事情更加宽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