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通过对男同性恋者一般心理—行为状况等的了解，为制定对该人群与艾滋病相关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定向抽样（“滚雪球”）法，对东北、西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9城市2046例男同性恋者同步开展横断面匿名问卷调查，使用SPSS11.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51.1%（曾）因同性恋性取向感到很痛苦。55.6%认为性取向暴露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加害者首先来自家庭，其次是“单位”和一般人。因性取向或有关活动， 15.2%遭受过异性爱者伤害，29.8%遭受过其他男同性恋者伤害。20.3%有过强烈自杀念头，9.4%有过自杀行为。68.7%希望国家立法承认同性婚姻。未在婚者中，30.6%确定未来独身，79.7%希望（过）与同性的固定专一性伴生活，44.1%希望生育，31.2%与女性性交过。在婚者结婚的最重要原因：53.8%是为满足父母愿望，13.4%是为证明自己“正常”，56.7%认为社会宽容自己就不会结婚，仅有11.2%把性取向告知过配偶。结论 需要积极通过反歧视宣传和立法手段等加强对性取向少数人群的权益尊重与保障，进而促进艾滋病防控等工作和社会和谐。

关键词： 男同性恋者；生存状况；艾滋病；公共政策
（删除了英文摘要和关键词）

男同性恋者（简称男同。本文特指被同性吸引的男子，涵盖同/双性爱者及尚未行变性手术的变性欲者）中的艾滋病（此处含艾滋病病毒）流行，在我国正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然而对男同一般心理—行为和它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国内鲜有调查。现将对9城市2046例男同的一般心理—行为状况调查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课题城市包括东北（哈尔滨、沈阳）、西北（西安）、华北（郑州）、华东（上海、南京）、中南（武汉）、西南（重庆、成都）9城市。目标人群主要是在男同活动场所交往及与当地专事男同健康干预的民间组织所接触和动员参与调查的男同。

1.2 调查方法 调查问卷充分考虑到男同与艾滋病传播有关心理—行为特点，和影响心理—行为的公共政策内容。调查在2005年12月-2006年4月进行。采用定向抽样（“滚雪球”）法开展横断面调查。调查对象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开始问卷调查。

1.3 统计学分析 用SPSS 11.0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共回收问卷2265人份。凡自认为同/双性爱者、变性欲者或能明确感受到同性性引力者（含性引力主要或完全来自同性、相似地来自男女两性），且人口学资料和一般心理—行为学资料基本完备、测谎通过，判为有效问卷。有效问卷2046人份。

年龄（n=2045）：29.44±9.33岁（13-78），M26.0岁。民族（n=2044）：汉族94.8%；少数民族4.1%。文化程度（n=2037）：小学和初中13.1%，高中（含中专）32.7%，大学及以上54.2%。累计上学时间（n=1993）：13.09±3.11（0-22），M13.0年。在调查城市居住时间（n=2028）：<1年12.0%；≥1年88.0%；具体时间18.77±15.03年，M19.0年。户籍所在地（n=2017）：大城市62.2%，中等城市15.4%，小城市13.1%，乡镇及农村9.2%。职业（n=1946）城市非体力劳动者81.8%，城市体力劳动者14.1%，农村非体力劳动者2.9%，农村体力劳动者1.2%。婚姻（n=2043）：75.6%非在婚（含69.9%未婚、5.7%离婚及丧偶），24.3%在婚。

2.2 一般心理—行为状况 因性取向感到很痛苦并严重影响正常生活者（n=1730）：过去31.7%，现在9.9%，过去和现在9.5%，未发生过48.9%。因性取向感到痛苦者认为痛苦原因主要与家人和大众的不理解和歧视有关（n=739）：69.3%。认为一旦性取向暴露自己极可能受到明显歧视或严重伤害（n=1988）：55.6%。自认会受伤害者认为加害者可能是（n=1103）：家人63.6%，工作或学习的单位57.7%，一般朋友同事同学邻居56.1%，其它人18.3%。对被迫公开性取向的承受心理（n=1216）：很担心42.8%，有些担心39.4%，不担心12.0%，说不清5.8%。因性取向或有关活动遭受过异性爱者伤害（n=1954）：15.2%；伤害方式（n=295）：言语侮辱66.0%，敲诈勒索、盗窃、抢劫18.0%，严厉批评或批判14.9%，性搔扰7.5%，罚款5.8%，殴打5.1%，拒绝给予应得利益4.2%，刑事处罚2.0%，行政处分1.0%，其它5.4%；近一年有过上述遭遇中的某种（n=252）：40.5%。因性取向或有关活动遭受过男同伤害（n=1940）：29.8%；伤害方式（n=575）：敲诈勒索、盗窃、抢劫45.0%，性搔扰34.4%，言语侮辱31.0%，被迫性交或强奸6.3%，殴打4.3%，其它14.4%；加害者是（n=566）：通过网站认识的37.1%，在公园公厕浴池等活动场所遇到的32.0%，朋友介绍的18.7%，在酒吧认识的18.4%，通过其它途径认识的9.4%；曾受伤害者近一年有过上述遭遇中的某种情况（n=512）：49.6%。
有（过）强烈自杀念头（n=1956）：20.3%。（曾）产生自杀念头者的最重要原因（n=310）：固定同性性伴关系破裂29.4%，难以接受自己的性取向25.2%，找不到同性性伴11.0%，婚后无法适应8.1%，遭遇突然伤害7.7%，被强迫要求结婚7.4%，性取向暴露6.5%，无法与同性正式结婚4.8%。有过自杀未遂行为（n=2046）：9.4%。仅有一次自杀行为者自杀时年龄（n=151）：21.91±5.38岁（11-47），M21岁；当时自杀的主要原因（n=151）：同性性伴关系破裂40.4%，难以接受自己的性取向17.9%，遭遇突然伤害8.6%，无法与同性正式结婚6.0%，被强迫要求结婚5.3%，婚后无法适应4.0%，找不到合适的同性性伴4.0%，性取向暴露2.6%。有不止一次自杀行为者的自杀次数（n=51）：3.22±3.52次（2-20），M2次；自杀时年龄分别是：首次（n=51）20.00±4.64岁（10-32），M19岁；第二次（n=49）23.51±5.81岁（12-38），M22岁；第三次（n=14）25.50±5.72岁（17-40），M24.50岁；每次自杀的主要原因分别（n=48）：固定同性性伴关系破裂33.3%，找不到同性性伴16.7%，遭遇突然伤害16.7%，难以接受自己的性取向14.6%，婚后无法适应8.3%，被强迫要求结婚6.3%，性取向暴露4.2%，无法与同性正式结婚2.1%。如果国家法律明确保护公开的男同社团（n=2005）：将参加57.3%，不参加20.8%，说不清21.9%。希望国家尽早立法承认同性婚姻（n=2002）：68.7%。

2.3 主要亚人群心理—行为状况

2.3.1 非在婚者情况 因不想与女性恋爱结婚家长和社会态度（曾）使自己感到很大压力（n=1499）：50.8%。对婚姻态度（n=1489）：确定未来独身30.6%，未来准备结婚26.2%，未确定是否结婚39.5%。强烈希望（过）与一个互有感情的固定男性性伴共同生活（n=1511）：79.7%。若有互有感情的固定男性性伴将不再出去找其它男性伴（n=1493）：59.4%。如果国家立法承认和保护同性结婚且有固定男性性伴将与对方正式结婚（n=1508）：47.3%。希望通过与女性的性关系生育后代（n=1486）：44.1%。未与女性性交者如果机会合适会与女性性交（n=947）：33.4%；有较好感觉会考虑结婚（n=928）：31.9%。为改变或深入了解自己已与女性性交过（n=1249）：31.2%。

2.3.2 在婚者情况 结婚原因（n=440）：满足父母愿望70.7%，证明自己 “正常”28.2%，女性喜欢并追求自己19.5%，孤独、需要有家庭的温暖16.6%，希望老有所依15.5%，通过婚姻改变性取向13.2%，已使女方怀孕9.8%，同性伴侣关系不如婚姻关系稳定6.1%，要好的男同朋友结婚了3.9%；最重要原因（n=411）：满足父母愿望53.8%，证明自己“正常”13.4%，孤独、需要有家庭的温暖6.8 %，女性喜欢并追求自己6.1%，希望老有所依5.4%，通过婚姻改变性取向3.4 %，已使女方怀孕2.7%，同性伴侣关系不如婚姻关系稳定1.7%，要好的男同朋友结婚了1.2 %。婚后因为性取向觉得对妻子等有负罪感（n=448）：63.8%。对婚姻态度（n=435）：基本上好但未能满足对同性性欲38.9%，只是背上沉重负担但准备维持32.0%，经常考虑离婚10.1%，说不清19.1%。若社会宽容自己就不会结婚（n=450）：56.7%。对仍想找男性伴的感觉（n=447）：很累45.9%，无所谓33.1%，说不清21.0%。后悔结婚（n=448）：是27.2%，否 44.4%，说不清28.3%。对所认识的未婚男同的看法（n=443）：不结婚者会越来越多42.4%，迟早都会和女性结婚17.8%，许多人已确定不结婚13.8%，说不清26.0%。在婚者有子女（n=445）：82.2%。对自身性取向的告知情况（n=437）：告诉过妻子11.2%，告诉过子女1.1%。如果国家立法承认和保护同性婚姻自己又有固定同性性伴将与妻子离婚并与男性结婚（n=445）：是25.8%，否52.1%，拒答22.0%。2.3.3 男性性工作者状况 因性工作遭受过异性爱者伤害（n=222）：18.9%；近一年遭遇伤害方式（n=37）：言语侮辱64.9%，罚款27.0%，敲诈勒索及抢劫18.9%，殴打16.2%，刑事处罚（如拘留）10.8%。因性工作遭受过男同伤害（n=215）：34.4%。近一年内有以上遭遇（ n=69）：81.2%。近一年遭遇伤害种类（n=71）：言语侮辱49.3%，被迫以自己不愿意接受的方式性交33.8%，性骚扰29.6%，性交后对方拒绝付费31.0%，强迫性交28.2%，敲诈勒索及抢劫12.7%，殴打5.6%。

3 讨论健康的心理（心态）与健康的行为互为因果。在对艾滋病流行与控制的认识论方面，学界普遍强调社会因素对心理—行为的影响。Diaz等[1]调查发现，遭受社会歧视的人群更倾向于有心理压力和参与危险性行为。国内有关研究发现，国人自杀率近20年一直维持在23/10万（其中女性自杀率是男性的3倍），无明显增减[2]。调查发现，在确认艾滋病感染后，感染者自杀（未遂）行为发生率高达9.25%，这个数据显著高于一般人群[3]。本调查发现的男同自杀未遂率数据与一般艾滋病阳性者数据相似，反映出该人群处境的艰难。本调查关于该人群自杀原因的数据，同时提示该人群坚持专一性伴生活方式的巨大困难，推测男同普遍选择多性伴生活方式是男同现实生活中的必需和某种“顺应”，虽然这种生活方式是男同中艾滋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健全的法治和针对性的法律是艾滋病防治工作成功的基本保障。本研究强烈提示，国内相关公共政策一旦出现重大转折，将确实有助于大量男同减少同性性伴，特别是提升其减少与女性间性行为的可能性，进而有助于艾滋病控制。瑞典的调查发现，男同中仅10%与女性发生过性关系，仅3%配偶是女性。[4]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传统性文化的心理内化和它对男同心理—行为的投射所产生的影响（如近半数未婚男同希望有子女）。本项调查涉及的男同中，半数以上曾与女性性交，确认选择独身生活方式者尚不足总样本的1/4，未婚男同对于传统婚姻的态度和在婚者结婚原因，均反映出传统性文化中的落后因素在“压迫”性取向少数族群的同时，也对大量一般异性造成伤害或预设了伤害的巨大可能，包括艾滋病传播的可能。国际法学界权威学者论及同性伴侣关系对于艾滋病防控意义的认识时，已指明同性婚姻的重大价值[5]。本调查发现的有关数据有三个提示，其一是公共政策对男同的心理—行为有巨大影响，并能对该人群的艾滋病防治产生直接作用；其二是公共政策的改变在阻断艾滋病由男同向一般人群传播的桥梁作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其三是要阻断这一桥梁作用，需要通过长期的性科学普及教育等手段改变传统性文化对男同的负面认识。本调查所发现的男同对遭遇伤害的担忧和遭遇伤害的具体状况，表明该人群所处弱势地位。其中，他们更多地受到来自同一群体伤害的情况类似“黑吃黑”，反映出社会缺乏保障性取向少数族群权益的法律时面对的尴尬现实。而受伤害者中高比例的人在近一年遭遇伤害，估计与晚近国内对男同的容忍度迅速提高，该人群更多地向社会，特别是向群体内更多人“暴露”有关。我国已出台保护艾滋病感染者（含病人）多种权益的法规，但缺乏反对性取向歧视的法律法规。公平正义原则要求不能因为多数人的功利或最大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权利，应当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多样性及差别性[6]。健康教育专家陈秉中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受艾滋病威胁最为严重的脆弱人群的人权保障问题[7]。学界近年则更多提出全面维护性取向少数族群的人权对艾滋病控制的重大意义[5，8]。晚近，这一认识已进入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性医学》[9]。艾滋病防治护卫的是公民健康权利（健康权是生命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指导法治的两大基本原则包括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下的自由（含法律沉默则一切行为自由的原则）。国际人权研究界权威学者米尔恩认为，人权属于最低限度的普遍道德，其来源为人类的普遍道德，是社会共同体生活的道德原则。它强调任何服从政府管辖的族群都有权得到生命权、公平对待（公平对待的公正权）、获得所需帮助（获得帮助权）和享有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不受专横干涉的自由权）、诚实对待权等[10]。由于我国有关领域法制和人权建设的滞后，目前男同人权尚未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故而对艾滋病防治事业造成负面影响。不仅如此，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治界仍较少考虑全面推进性取向少数族群权益建设的意义。当前，有关公民、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认识已成为对我国各项工作内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念[11]。我国并已认为致命传染病是对安全的重要威胁之一，安全已被我国归入基本人权；所谓安全，是指免除了恐惧的生存状态，每个人都有权和平地安全地生活。[12]可以想见，随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特别是人权建设的历史进程，这类关系到数千万人健康与幸福的问题最终会得到较圆满的解决。

致谢：本项研究得到上海同心（工作组）、重庆彩虹、黑龙江康同、沈阳爱之援助、陕西同康、河南公益先锋、江苏同天、武汉馨缘、成都同志关爱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1]Diaz RM， Ayala G， Bein E.Cesar E. Sexual risk as an outcome of social oppression： data from a probability sample of Latino gay men in three U.S. cities. Cultur Divers Ethnic Minor Psychol. 2004 Aug；10（3）：255-267.
[2]王雪飞，孟庆普. 国人自杀特征与西方人不同. 健康报，2007年12月18日.
[3]靳薇. 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42
[4] Dubois-Arber F， Masur JB， Hausser D， Zimmermann E， Paccaud F. Evaluation of AIDS prevention among homosexual and bisexual men in Switzerland. Soc Sci Med， 1993 Dec；37（12）：1539-44.
[5]张北川. 男男性接触者与公共卫生. 见：曾光，主编. 中国公共卫生与健康新思维（资政文库之一）. 第一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93-727.
[6]俞可平. 社群主义.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6-22.
[7]陈秉中. 艾滋病，同性恋，健康教育. 中国健康教育，1993，9：9-16.
[8]张北川. 同性恋、艾滋政治与人权建设. 中国性科学，2004，13（5）：35-37.
[9]李秀芳，张北川. 同性恋. 见：徐晓阳，主编. 性医学. 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92-109.
[10][英]A.J.M. 米尔恩. 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131， 161， 166， 174， 196.
[11]***同志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摘登. 人民日报，2007年10月16日.
[12]罗豪才. 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 人民日报，2008年4月23日.
基金课题：“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编号：2004BA719A02，子课题负责人张北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