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语】

　　男同性恋者比普通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几率高出近20倍，要有效遏制艾滋病在男同性恋群体中的传播！这个观点在浙江显得更有意义。

　　如何应对？浙江人大代表姚克给出了一个实际对策：采取“同伴教育”的形式推广使用安全套。 “同伴教育”最好的实施者就是“防艾志愿者”——同性恋群体中有志于献身防艾事业的人们。

　　在浙江，这个群体的数量是400人左右，其中300人在杭州。

　　寻找“王龙”

　　寻找王龙，其实是为了寻找在浙江进行防艾活动的志愿者代表。记者获悉，30日晚上，将有同性恋人群自编自演的文艺晚会，由杭州疾控中心和浙江爱心工作组共同主办。浙江爱心工作组，前身叫浙江同志爱心工作组，是由一群同性恋者组成的民间志愿组织。王龙正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杭州疾控中心不愿透露防艾志愿者的任何消息——这种保密原则在后来的采访中被王龙高度称赞——他们不愿将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交付给媒体。幸而在爱心工作组的网站论坛里，一位网友贴出了王龙的名字以及他的手机号码。

　　27日下午，记者试探性地拨通了王龙的手机，电话那头传来温和热情的男声，他说正在开会，约在当天晚上或者次日早上与记者见面。

　　当天晚上，记者在办公室等到10点，却没有电话。次日上午9时许，记者再次拨通电话，他同意下午1点，让记者去找他。

　　地址很详细。武林路劳工弄一幢普通居民楼。循着他给的地址，记者走上这幢旧居民楼的5层，门虚掩着，王龙在门口等候。

　　一室一厅的房间，客厅当作会议室，卧室成了办公室。阳台上堆满了防艾宣传资料。三十多平方米的小套间简陋、平常。就在这里，王龙与记者聊了近3个小时。

　　自己从办同性酒吧几次受挫的经历，到志愿服务如何起步如何壮大，再到爱心工作组在全国甚至国际的合作，甚至如何挑选接班人……王龙讲了很多很多。

　　王龙不是我真名

　　“王龙其实不是我的真名。”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他这样告诉记者。四方脸、短发，接待记者的时候身穿着Kappa的衣服和鞋子——这是个50多岁的慈善敦厚的长者。

　　但他的经历却有和其他长者的不同之处。早年曾是单位的业务经理，后来做过房产中介，还赚了一笔，至今还有些积蓄。再后来做公益事业，“那是出于正义感。”

　　其实在做房产中介之后、做公益事业之前，王龙曾经有好几次都想拿出积蓄办酒吧，给同志一个交流活动的场所。

　　2004年初，王龙就开始筹备办一个同志酒吧，地点选在朝晖一带，取名“红桂坊”，为了名副其实，王龙还特意选择了大红的吧台，以及相关的器具。一切准备就绪后，就等着5月1日开张。可是事情并没有他想得这么简单。4月29日，就在“红桂坊”开张的前一天，由于相关部门的干涉，还没开张的酒吧就此夭折，王龙等人讨要说法的时候，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直到后来，他们才从其他渠道隐约知道与“同志”这个主题有关。

　　百般无奈，王龙只好把整套酒吧设备转让他人。可“红桂坊”全红的吧台还是没有逃过此“劫”，“红的全部拆掉！”于是，2万多元的吧台眼睁睁地被毁掉。

　　仍然不甘心的王龙，还是想再开一个同志酒吧。同年6月11日，“红桂坊”又在解放路一家酒店里开张了。可是，他们始终无法摆脱这股强大的势力。当天晚上10点左右，在场的250多人无奈地离开酒吧，很多人脸上一直挂着泪水。

　　“我们其实就是想给同志们一个聚会的地方，一个倾诉和交流的场所。可是没有想到会这么难。”王龙至今对那段经历难以忘怀。

　　被“骗”进志愿者队伍

　　那还是2004年初，王龙接触到很多20岁左右的小孩子，得了性病没钱医治，在这种情况下还继续发生性关系。实在看不下去，王龙经常接济他们，让他们去治疗，有一次直接给了一个年轻人2000元治病。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年轻人又来找王龙商量，要8000元去医院开刀。王龙一下子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这时才想到疾控中心。”通过杭州疾控中心的介绍，手术只花了2000元。

　　这件事让王龙有了新的想法：通过政府做工作，也许可以让更多的人摆脱困境。一方面在治疗上，可能价格更低更有保障，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工作，可以从源头上对艾滋进行控制。

　　正当王龙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有天下午，加拿大志愿者乔治找到他，说愿意在国外筹集资金，用于杭州艾滋病患者医疗，要王龙帮助联系。作为牵线人，王龙第一次与杭州疾控中心“牵扯”上。

　　当年8月，王龙受邀成为杭州疾控中心的防艾志愿者。“真是被他们骗进来了，到现在做了好几年，一分不挣、全年不休，日常开销全都是靠自己积蓄。”王龙笑着抱怨。

　　在此之后的2005年1月，王龙被推荐成为中美合作项目协调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是美国防艾志愿者组织与浙江省卫生厅的合作项目，属半官方性质。直到当年7月份美国志愿者撤走为止，王龙在这个位置上做了7个月。

　　后来成立了浙江爱心工作组，王龙担任组长直到现在。

　　7个和80个

　　成为疾控中心防艾志愿者后，王龙每次跟人聊起来，都会讲到其中的两场培训班，颇多感慨。

　　2004年8月，王龙刚成为志愿者不久，杭州疾控中心要开办第一次同志培训班。王龙靠自己的人脉，好不容易请了7个同志前来参加。“当时约见的时候，大家都如临大敌。就算同意来的，也很尴尬和约束。到了疾控中心，在门口站着，不敢进去，简直像在做贼。”

　　杭州疾控中心的医生，给大家讲怎样在同志中预防艾滋，其中讲到如何安全地进行口交和肛交。“当时，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说这种东西怎么能在公共场合讲出来呢？”有一个同志私下告诉王龙，受不了医生这样讲，说要先离开。好不容易找来的7名同志，就这样中途溜了一个。

　　留下来的6个人也是如坐针毡般熬到最后。不过，当初这6个人当中，有3个人坚持做志愿者工作直到现在。

　　一年以后的8月13日，身为浙江爱心工作组组长的王龙又一次召集同志参加培训班，地点设在杭州疾控中心的四楼会议室。这是一次大型的培训班，前来参加学习的同志达到80多人，为这些庞大的同志群体讲课的是著名的同性爱研究专家张北川。“这是浙江省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同性恋者聚会。”

　　一年的时间不长，但对于同性恋者来说，这期间的变化却意义非常。在王龙看来，这要归功于中美合作项目7个月来的工作。“它唤起了同志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同志群体开始觉悟了，他们开始意识到，艾滋其实离他们很近很近。”

　　这个变化，让王龙看到了在同志中进行防艾干预的重要性，也更坚定了他继续做下去的信心。

　　“叛徒”们的“同伴教育”

　　“同伴教育”在同性恋防艾工作中的含义是，通过朋友告诉朋友的方式，让同性恋者意识到艾滋病对自己和同伴的威胁，影响、督促同性恋者减少性伴侣，固定性伴侣，坚持全程使用安全套，力争做到100%推广使用安全套。

　　在中美合作项目办公室工作的7个月，王龙、杭州疾控中心以及美国来的志愿者们做的工作就是在同性恋者中进行行为干预，展开“同伴教育”。

　　先是到酒吧发放安全套。他们来到酒吧，开始艰难的宣传。然而，几乎所有的酒吧老板都怕他们的行为影响生意，对他们横眉冷对，甚至态度粗暴。最难之处还在于，同志群体对他们的宣传也很反感，有的人看到王龙他们免费赠送他们安全套，便像躲瘟病一样，大叫：“我不用这东西的，你们怎么这么下流的！”他们甚至还将安全套甩到宣传人员的脸上，“那时候真的是很尴尬的，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这个事情。”

　　在王龙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了他们向同志发放的宣传资料：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四份东西。一份是《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一份是免费检测卡，还有两个不同用途的男同志专用安全套，一个标着“超级女声”，一个标着“同志”。据王龙介绍，这两个套，一个用于口交，一个用于肛交。记者看到，这份宣传材料充分考虑到了同志者的需求，很具人性化。

　　在同志浴室的检测则更富有戏剧性。当时一起前往的还有两位美国志愿者，身高1.95米以上，高大帅气。当他们走进浴室说要给同志们做快速检测的时候，很多人有抵制情绪；还有的同志看到两个帅气的外国人，就说：“让我抱一下或亲一下我就做。”两名外国志愿者也很开放，结果一个个涌过来，抱的抱亲的亲，这才做了22个人的检测，结果当场检测出一例HIV。这也是全国第一次在浴室里对同志进行艾滋检测。

　　从2005年7月中美合作项目办公室撤消之后，王龙和他手下的300名志愿者开始独立继续进行“同伴教育”。事实上，自从爱心工作组成立以后，这个工作涉及的范围更大了。

　　工作组成立至今，他们坚持每周派出2名志愿者协助疾控部门到酒吧给同志等高危人群做检测；派志愿者到同志浴室，发放宣传资料和免费检测卡，以及速滑油等物品。用王龙的话说，基本上所有同志聚集的地方都普及到了。

　　此外，浙江爱心工作组还设有自己的热线——浙江同志情感健康热线(0571-85621855)。每天7：30-10：00有专门志愿者接听。这个热线开通后，每天都能接到5-6个电话，“可以给心理脆弱的同志一个倾诉的地方，也可以对HIV感染人群进行疏导，减少HIV感染者自杀的概率。”王龙坚持让要记者将这个热线连同采访稿一起发表出去，“每次媒体登载这个电话以后，我们的热线都会被打爆。”

　　“爱心”正在不断延伸

　　爱心工作组织在王龙的经营下，越来越有名气，在防艾组织中也更有分量。现在，这个组织已经成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属下的艾滋病工作组成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在做防艾工作，我们也在其名录中。”2006年9月，爱心工作组还被邀请到北京介绍经验，“他们说，全国有6个民间组织在防艾上做得很好，我们就是其中一个。他们主要想听民间组织如何与政府组织合作。”

　　2006年11月，国家卫生部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河北香河召开全国男男性接触人群交流会，要求每个省派出一个省疾控人员代表和一个民间组织代表。浙江爱心工作组也在被邀请之列。

　　“当时，卫生部公开提出要为同性恋人群做工作，推动全国对同志人群的理解。”王龙至今都感叹这个会议的深远影响，“你今天能坐在这里采访我，都是这个会议推动的。”

　　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的同志数量在8万人左右，其中5万左右集中在杭州。随着工作触角的不断延伸，王龙个人接触到的同志数量就在7000人以上。他还告诉说，浙江爱心工作组的防艾工作正突破杭州，开始在全省展开。嘉兴、宁波、衢州、台州、丽水、绍兴等地也都在推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建立工作组。“通过各地的这种工作组的推动，全省同性恋人群的防艾工作正在展开。”

　　防艾NGO的困境

　　本月30日晚上，杭州疾控中心和浙江爱心工作组将共同主办一场由同性恋者自导自演的文艺晚会。晚会实际上将由爱心工作组组织，杭州疾控中心共同出资。

　　这样的机会对于爱心工作组的志愿者们来说并不多见。然而，浙江爱心工作组作为浙江省最大的防艾NGO(NGO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正经历着自己的发展困境。

　　首先是没法注册。目前国内的NGO要注册，可以有两种选择，民政注册和工商注册。而这两种方式对于浙江爱心工作组来说，都很为难。根据规定，民政注册要有挂靠单位。然而王龙寻求了几年，都没能争取到这样的单位可供他们挂靠。疾控中心不行，卫生厅也不行，原因都是：没有哪条政策说同性恋的民间组织可以挂靠到我们这里。

　　商业注册没有政策的限制，但对于王龙来说，却牵扯到最主要的东西——资金。商业注册要有注册资金，要缴纳税费，但爱心工作组并不是一个赢利组织……

　　没有注册，王龙就无法向政府申请经费。而没有经费来源，正是困扰这个民间组织的最大难题。其实这很符合逻辑：在同志中进行“同伴教育”，首先要聚集起人气，将大家吸引过来；志愿者需要举行一些小活动来带动气氛；工作组的办公室需要房租和水电费以及日常开销……

　　王龙给记者算出这样一笔账：一个专职人员一年的工资3万、房租一年2万、水电以及宣传材料等费用1万，其他活动经费等4万元。一年10万元左右，就可以盘活这个组织。

　　幸而，北京的爱知行研究所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这几年工作组的很多活动都是他们资助的。“有了他们的资助，工作组才得以存活到今天。”

　　由于民政注册暂时无法实现，爱心工作组正尝试进行工商注册。有消息称，已经有国外组织给工作组承诺，只要工作组完成注册，就给予相应的资助。

　　寻找接班人

　　正在我们聊天的时候，王龙接了个电话。他对电话那头说“名单已经报上去了”、“我会尽量争取”……

　　说起这个电话，他告诉记者，由于年龄原因，自己曾经多次想过退出志愿者队伍。可是，接班人的问题让他一直不能放心。客观地讲，爱心组织能走到今天，他的作用很重要。“我一离开，这个组织就会垮掉的。”

　　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可以接班的年轻人。曾经有几个省内名牌的志愿者甚至有的还是研究生想留下来，可是他总是不肯。王龙很清楚，除非有特别坚决的态度，不然这个岗位3万/年的待遇是不可能留住这样高层次的人才的。

　　王龙给自己的接班人提出这样几个要求：愿意献身防艾事业、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英语要能听能看、要有组织能力。

　　这样的人其实并不难找，但王龙担心的是接班人一时不可能拥有像他这样的人脉，能在国际、国内、省内有这么多相关领域的熟人可以开展工作。

　　这是任何一个组织都要经历的换代阵痛，而对于“爱心”这样特殊的团体，这种阵痛似乎更加深刻。